如何理解中國政治道路的邏輯?

房寧 原創 | 2019-10-23 14:28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政治道路 

 

  三統一:中國政治發展的道路

  中國政治發展的道路,簡單的說就是“三統一”。所謂的“三統一”,按政治語言說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一)黨的領導:民主階段認識的形成 簡單的說,所謂黨的領導,就是要集中國家的權力,實行工業化、現代化、戰略性的發展。

  實際上我們和西方的不同有兩個類型,一個是性質上不同。另一個是階段。按西方的說法,我們目前處在工業化階段,而西方處于后工業化階段。民主問題也是這樣,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區別。例如西方講民主涉及到權利(right)和權力(power),但是我們在現階段的處理方式是不一樣的。

  比如,美國和英國在工業化初期就有點雙開放。美國的民主一開始就有選舉。但和后來的選舉又不一樣,有很多限制。美國從1789年就有了第一次競爭性的選舉。但是那個時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選。1800年,美國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大選。到了1840年,美國現代選舉的要素基本上就具備了,一直到2016年,美國選舉才有實質性變化,特朗普利用政治心理測繪學和人工智能的技術做選民的行為干預,取得了成功。這是自1840年以來跨時代的——也許在人類政治史上也是劃時代的,或許真正宣布著民主的死亡。因為它可以精準的對每個人進行行為干預和思想干預。

  但是別的國家就不是這樣。歐洲的大革命基本上不是雙開放的。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就變成了法蘭西第一帝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又變成了法蘭西第二帝國。路易·波拿巴是被選上皇帝的,歷史上也有皇帝是民主產生的。他選總統得票率90%多,據說選皇帝得票率還要多1%。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差點變成法蘭西第三帝國,它被德意志的帝國打敗了。到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還是現在這個模式。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于1959年1月1日,現在這個體制確立于那個時候,而不是1789年。

  (二)民主的第二通道:調動人民的積極性 這里有一個問題。如果把民主變成權力和權利的二元結構來看,早期的民主在多數國家都是在工業化時期建立的,都是不開放權力的,也就是沒有選舉。不通過選舉進行權力的建構,那么民主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社會經濟權利的保障、開放和一定程度的自由。

  義烏1982年發生了“農婦告縣官”,中年婦女和縣書記吵起來,引發了一場大辯論、大調查。1982年開始,義烏縣委作決定“四允許”,義烏由此騰飛。1982年義烏縣委的文件和明治維新時明治政府的文告語言是一樣的。民主,鄧小平講的是調動積極性;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就是“預期”,是“四允許”,允許農民進城經商等等。明治維新叫作“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明治維新有“五條誓文”:

  一、廣興會議,萬機決于於公論;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舊有之陋習,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

  美國大使賴肖爾寫日本人時對明治維新的“五條誓文”進行了總結,他指出,其中的關鍵是第三條: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官就是皇家,武就是武士,就是日本的精英階層。庶民,就是農民,城市的市民,滿足他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使人心不倦,就調動了社會的積極性,日本三十年得以崛起。

  后來我發現,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講了抗日戰爭時候的民主。他說,民主就是調動積極性,這和鄧小平幾十年后說的話是一樣的。我們過去對民主的理解就是一種形式,形式就是選舉、言論等等。但是當我們深入到社會功能那一層意義上時,才可能理解作為一個國家的掌權人,他怎么理解民主,以至于在各國的歷史上,民主究竟其含義是什么。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民主體現為“三統一”。所謂的三統一,就是要把權力集中在國家手里。其次要讓權利開放。計劃經濟時代,權力都是收的。管制經濟下,會給每個人安排工作,每個人都屬于一個經濟單位,農村要政社合一,都是機械的。每個單位都是一個車間,每個人都是勞動人,而不是從事經營活動的主體。這樣的體制被證明沒有積極性,所以沒有效率,所以要改成現在這樣。所以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

  按學術語言來說,如果民主意味著兩個通道,一個意義是通過政治參與通過選舉,來建構權力,通過權力來建構規則和法律,政策制度等等;另外一個意義就是給人民以權利的保障,形成有社會預期。制度是否民主,就是在于有沒有預期。回到賴肖爾講的,明治維新為什么改變了日本。它把日本從世襲為主要決定地位的社會變成了一個以受教育和個人成就為決定地位的社會,促成了社會的價值轉變,社會的指揮棒徹底變了。萬類霜天競自由。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得到一個大致可能的效果。

  那么,中國的改革開放意味著什么?一樣意味著從文革當中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態度為主決定地位,變成了以受教育和個人成就為主地位。韓國、臺灣、印度尼西亞都是如此。這意味著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憑借著個人的努力,就能夠實現個人的價值。這就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的動力。

  (三)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這個問題的提出,當時叫民主與法制,也從文革中總結而來。鄧小平總結文化大革命,一是大家的意見沒有得到發揮,不能夠反映實際的情況,一錯再錯。沒有法制意味著不穩定,不制度化,太容易變化。所以,鄧小平說,民主的好處就是不能因為領導人的變化而變化。

  但是“三統一”不全是這個意思。當時的寫法是,黨領導要依法,人民群眾實行民主權利要依法。現在的依法治國相當于是在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之間立的契約,實際上是黨和人民關于領導體制的一個約定。

  黨的領導明確了大事是共產黨說了算,但是要用法治的方式來實施。是說領導是按照我們公開約定的規則,也就是法律保護的政策來實施,而不是隨意的,不是朝令夕改,不是不受監督、不可考察的。這就是依法治國的意思。

  ▍中國道路的理論邏輯:人民民主的價值追求  

  我接下來將對“三統一”做進一步的分析:為什么中國在這個階段要實行這樣一種制度。我認為這個制度是階段性的,也是各國的經驗。 

  工業化階段的社會狀態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間的關聯可以用四個變化來連接:社會大流動,財富大增加,關系大變化,身份大改變。放開了權利以后,群眾的積極性來了。積極性就是追求財富,使人心不倦,滿足各個階級、各個集團、各個人的欲望。

  這里有兩種途徑,一種途徑就是通過經濟社會,包括生產活動,經營活動,創造性的勞動三大類來實現意義。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紀念77級高考,有一部紀念片里有這一句話:“恢復高考是社會價值的轉變”。其實不在于高考。高考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它的本質是社會的分層。高考的本質是淘汰,是精英選拔機制。

  另一種是政治。就是通過正當的集體行動,通過政治參與來改變規則、實現自己的利益。比如說生產性激勵和分配性的激勵。在工業化階段,這個邏輯對應的比較好的體制就是關閉權力。共產黨領導的同時,讓很多人來參與其中,這就是分配性的激勵。

  近年,我們的白皮書有一個重要變化。以前中國怎么講民主,講共產黨的領導,是說共產黨的優勢:共產黨是代表全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把人民頂在頭上;共產黨每個人都有犧牲精神,沒有自己的私利。而現在是功能性的闡釋,比如說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一以貫之的實施。從客觀上說明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必須關閉權力通道,開放利益。這效果就形成了一種生產性的激勵。想實現的價值,實現美好新生活,只能通過受教育、經營性的活動、生產性的活動和創造性的勞動,而不能通過政治性,這就是中國道路的邏輯。

  ▍中國道路的經驗

  還有一個邏輯是“利出一孔”,是管子的話。這一點源自傳統的法律。“利出一孔”就是由于有一個權力中心,第一可以避免分配性的激勵,同時它可以實現戰略性的發展,這個更具有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在整個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經濟秩序、抑制性的環境中,作為加工基地的情況下怎么去脫穎而出、殺出重圍、后來居上。因此,肯定不能走別人的老路,中國講創新的根本原因就在這里。模仿發達國家、亦步亦趨地跟著他們并不可行,因為他們是前,所以必須要另辟蹊徑,因此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一)保障人民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并舉

  中國怎么能夠走出自己道路?可以說,依靠實行戰略性發展,也就是鄧小平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什么叫戰略性發展呢?我們通過對中國的研究,發現四個問題。

  第一是建立規劃。國家把事情統起來,制訂五年計劃。二是原始投資。政府來給第一桶金。資本主義第一桶金是羊吃人殖民戰爭來的,中國沒有這些條件,人民革命不可能再殘酷地剝奪某一部分人,也不能去搶外國。因此只能自己想辦法,就用金融的手段,用借貸的手段,利用土地財政置換吸引外資的手段來解決。 第三就是基礎設施。中國的基礎設施是世界學習的,中國被稱為是一個建設大國也是從這兒來。世界上所有的工業化的經驗都是搞開發區,因為都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農業社會向工業轉移過程中,舊城改造很難。新區開發比較好,可以集約化操作。這是中國經驗。也是世界各國經驗,但是中國做的最好。大家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開放改革的,它不是從農村開始,而是開發、開放實驗區。汕頭、深圳就是這樣來的。第四是軟環境。法制、民主、教育等等提供了制度性服務軟環境。

  (二)重點發展協商民主

  第二就是協商民主為重點,就是在現階段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要以協商為主。背后的問題是,中國現在一方面需要民主,一方面又不能夠開放全局,不能夠加強競爭性。 

  這個問題的推進首先是江在1991年提出來的,他在1991年的人大會上講,有兩種民主形式,一種叫選舉民主,一種叫協商民主。“發展協商民主,是現階段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方向和重點。”這意味著選舉不是方向,不是重點。

  中國的民主需要和西方民主對比,才能夠說得清楚。西方的民主是“點主子”。當時,西班牙的首相要跟著小布什去打伊拉克,西班牙的民眾堅決反對。當時說80%的民意測驗反對,后來就發生了馬德里大爆炸。這非常典型:西方選舉民主,選上誰,就要聽誰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特朗普上臺后,兌現了選舉承諾的三大政策。第一條核心政策就是改變白人主從結構,開始修邊境墻。第二,阻止難民大規模進入美國,墻修起后,他利用巡邏的方式來管。第三,重振美國的制造業,獎勵福利,跟中國打貿易戰。這里,主要的分歧是奧巴馬醫改。美國社會從來沒有過這種分歧,但是特朗普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可以照樣推進。這是非常典型的西方情況,它有民主,形式上是大家選的。

  而中國的選舉只有一個出口,但是中國還是有民主的。當然,有人說這有點狡辯。政策民主意味著我們可以商量,可以在政策上體現結果,差別更多體現在程序上。當然,不完全如此。國會的民主體現在政治上,國會可以進行辯論,各種民意的測試,應該說,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但是目前的選擇適合我們現有階段性。在我們不能夠開放選舉的情況下是代償性的。

  (三)循序漸進地擴大和發展人民權利

  第三,我們是權力漸進性,就是逐漸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保證人民的權利,擴大人民的權利。這是中國的經驗,當然也是意識形態。

  中國改變了政策,不是一下子改變的,參考了臺灣地區的經驗,第一是基層選舉。第二就是憲章,也就是所謂的訴訟路線。選舉是鄉式選舉,民進黨利用選舉來做政治動員,利用民主式的大選培養力量,形成隊伍,制造輿論。憲章則存在更大的風險。通過法律手段,用一種合法的、精準的手段進行訴訟。簡單的訴訟,什么叫憲政呢?憲政就是憲法的司法化。這里有理論問題: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實際上意味著國家的政治原則和它的政治價值、倫理。但是既然是個原則、價值,它就有方向,是管長遠的;按照中國的政府數據,那么一管長遠,就意味著不能夠馬上實施。而憲政主張、策略就在于要求立即實現憲法的訴求主張,就是要把憲法變成法律,把法律變成訴訟。

  我們來看看美國憲法。美國五大政治文件、立國之本中,第一就是獨立宣言,宣揚平等、自由,人生而平等。然而,美國憲法居然保留了奴隸制,沒有實現平權,直到通過憲法十四、十五修正案后,美國才在憲法層面上實現平權。美國憲法變成法律,由美國聯邦制變成各種法律,體現了憲法原則的法律,是到了約翰遜的時候,去美國建國已經快有200年了。所以,這是一個過程。一部憲法,一部基本法變成法律,法律再變成事實,這就是政府的發展,這就是政治道路,要走很漫長的。

  馬克思主義觀點是要循序漸進,權利既不是天賦的,也不是法賦的。權利是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逐漸賦予的,所以中國一定要很慎重,既不慢也不快。現在強調人民群眾,強調以人為本位,強調把人民的利益,實際就是人民的訴求。如果晚,就會發生顏色革命。如果快,就會出現經濟社會危機。所以你要在時間到達的時候。

  (四)“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

  這個是中國經驗。那么,為什么要摸著石頭過河?難道不能夠頂層設計?其實是有頂層設計的。1949年的時候,1978年的時候都是頂層設計。

  這里,有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錢學森曾總結了一個理論,叫系統工程理論。他說,要搞科學、搞事業、搞經濟,要有系統科學。這個系統科學實際上是三個問題:第一,要有總體設計部;第二,在總體設計的情況下,分步式設計;第三,把分步實施設計出來的部件再系統集成。錢學森曾經很喜歡香山會議,其中一個考量是,這個理論是否能運用在社會科學。

  但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在整體設計中,必須是一個思路,不能有兩個思路。但是社會科學領域很難是一個整體,是政治學上講的利益綜合——是各方面的利益,有各種力量參與。而一旦形成了體系以后,就會有排斥。新的因素進來和原有的制度政策會發生沖突。第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一樣,社會政策一旦實施,就形成結果,形成了利益,進而生成固化的結構。想改變并不容易。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邏輯就是四項基本原則。當我們要改革,還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時候,我們首先確定什么不能改,所以才回到了這個邏輯。這是中國改革的大邏輯。在鄧時期,在已經出現苗頭的情況下,提出來我們有四項基本原則。政治上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特點之一是與時俱進。這就是說要做與時俱進的反應,但是有些基本的東西不能丟。今天我們把它叫風控,防風險,讓它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摸著石頭過河還有這層意思。

  ▍結語 所以“三統一”、協商民主為重點、循序漸進的發展人民的權利和摸著石頭過河,還有就是探索式的發展,這是中國改革四大經驗。這樣的經驗支持了中國的道路。中國的道路不是教條,不是模式,而是需要有具體的經驗、具體的操作規則來對應。由于只有堅持這些經驗,在現階段才能保障體制的有效性。這是一體的。

  不是說這樣研究中國話語的時候,認為我們有一套,我們有這個辦法,這就沒有問題。這些東西是要不斷復制的。

個人簡介
房寧,1957年6月生。現任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政治學系主任,教授。1982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學院政教系,留校任教。1990年破格晉升副教授,1994年破格晉升教授 。以其獨到的第三世界視角觀察、研究當代世界經濟政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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